有些学者仍然宣扬中原中心论平台配资炒股，错误地将周代夷夏之辨前推至新石器时代，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定义为东夷文化。近几年随着许多考古遗址的重新发掘和考证，对中原中心论无疑是沉重一击。实际上，周边地区多种区域文化并存，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仰韶文化，从各个方面对中原社会形成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是革命性的，自此启动的中原地区的“龙山化”过程实则为“大汶口化”过程，使得仰韶文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文化大熔炉。
但是，很多民科深受中原中心论洗脑，习惯性地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原华夏文明的主根主脉，将周边地区史前文化视为相对落后的四夷文化。我们采用反证法来分析他们的错误认识，进一步论证：大汶口文化-东夷与仰韶文化-古羌的的交流与碰撞，形成史前中国多元一体格局。
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文化大熔炉。
展开剩余97%一、古羌族群的起源与现状
在殷墟卜辞中有大量有关羌或羌方的记录。《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至于羌方具体的活动地域，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认为羌方活动在渭水流域。
2．认为羌主要在商西北今晋西、晋北、陕西省东北一带。
3．卜辞的北羌当在今河南省东北角、河北省西南角。
考古证据表明，古羌人最早起源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形成于黄河中上流域及黄土高原地区，广泛分布于中国西部地区。寺洼文化以农业为主；而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的卡约文化，则已转变为以游牧为主，他们成为游牧民族的时间，正是商王朝建立的时期。
古代主要粮食作物产区地几乎都在黄河中下流域，而西北地区、北方地区都是游牧民族的主要养马地区，对于商王朝及其华北平原农业文明构成严重的威胁。商王朝对羌方的采取的行动频繁，更有“征羌”、“伐羌”、“羍羌”、“执羌”、“获羌”、“获征羌”等多类用辞，可见，当时商王朝与羌方间基本处于敌对状态。
商朝时期羌人地位低下，“羌”是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周朝时，羌人与周王室及其直系有姻亲关系，又因助武王伐纣成为了有功之臣，地位上升，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号就被羌人和羌人的同盟周人回避了，转而称西部与之为敌者为戎族，这可以从周金文及古文献中得到印证。
犬侯起源于吠夷（东夷族的一支），为商王开边守土迁徙，戍守西北陕甘边陲，商王令犬侯为大将，率领多子族征伐周方。犬戎是指姬周对于商代犬侯的贬称，后来泛指西北异族部落，即西戎。商亡后，犬侯追杀周幽王，西周覆灭。
姬周是N1a2a-M128支系F1998与阿尔泰语系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崇拜熊图腾和萨满教。入主中原以后，分封了很多姬性诸侯国。齐鲁作为姬周亲族，创造自己祖先的神话体系，即炎黄世系，对抗东夷神话体系。因此，姬周王族就是黄帝的神话原型，又名有熊氏。炎黄神话最早见载于齐鲁典故，“姬姜联盟，建周灭商”，实际上就是炎黄联盟大战蚩尤的神话原型。
由于殷商及其东方诸国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被编成蚩尤拥有金属兵器的神话传说。姬周祖先窜于戎狄，逐水草而居，没有青铜文明，姜子牙不满纣王无道，投奔姬周，辅助武王伐纣，这是炎黄联军用石质兵器打败铜头铁臂蚩尤军的神话由来。
一种说法认为古代青铜器上的那种兽面纹（也称饕餮纹）中的兽就是蚩尤像，也即蚩尤神徽，也是兵器、刑法和神力的象征。凡有兽面纹的青铜礼器，即显示着尊严、权威和力量，是权利与地位的象征。商人敬鬼神，而周人敬天。所以商代狞历的兽面纹，被周人加以选择和改造。兽面纹终于在西周中晚期走向没落，被别的吉祥纹样所替代。兽面纹的式微可能是周王朝取代商之后的政治和文化分界线。
中国北方边疆的古代遗址（距今2000年至5000年）的男性Y染色体主要有C2a-L1373、C2b-F1076（F845）、N1a2a-F1101、N1a1a-M178、O2a2b1a1a-M117、Q1a1a-M120，均属北方游牧人群或者半农半牧人群，曾经被称为“北狄”。
“姜”与“羌”是同宗同源。商王朝与羌方间基本处于敌对状态。最终羌人部落在不断挨打过程中，接受了中原文明，从以“羌”为标志的部族分化，形成以“姜”为标志的姓氏。姜子牙（姜太公），姜姓吕氏，显然属于羌人后裔，而羌人是商朝的敌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姜子牙投靠周文王，打击共同的敌人商王朝，似乎也有族群利益的原因在其中。周朝时，羌人与周王室及其直系有姻亲关系，又因助武王伐纣成为了有功之臣，地位上升，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号就被羌人和羌人的同盟周人回避了。青蓝府墓地古DNA揭示姜子牙部族的戎狄祖源与中原人血统的复杂性，不难看出姜子牙部族与西伯利亚人N1a1-M46、姬周王族N1a2-F1998等北亚-黄土高原游牧人群建立了亲密的政治联姻。
根据神话传说，姜姓源出神农氏，炎帝生于陕西姜水，因以水命姓为姜，与商族子姓有仇有恨，因为姜子牙辅助周武王灭商，压服东方嬴姓诸国。裔孙姜子牙周初封于齐，周王族和齐姜实行政治世婚，这明显是炎黄神话的历史背景，被伪儒吹捧并神化，充当汉族“祖宗”。到战国中期，姜齐为田氏所灭，子孙分散，有以国名为氏是齐氏，或以姓为氏是姜氏。
从考古学角度，结合《清华战国竹简》证实了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蒙恬（山东蒙阴人）为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修筑长城，威震匈奴，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是祖国西北最早的开发者。秦国彻底消灭羌人，大批羌人大规模逃亡。秦国的商鞅变法，通过“徕民”政策，从山东六国招引了二三百万人口到达地广人稀的秦国开荒耕作，实现了国强民富。甘肃陕西汉族的祖先，和羌人没有多少关系。
汉朝征发西羌人屯戍西域，西羌人不满，大举逃亡。在东汉帝国的四方征战之中和羌人的反复战争是最引人注目的，匈奴很早降服，北匈奴被汉军两次深入打击，日益远逃，南匈奴在后期几度叛乱都被迅速平定；鲜卑猖獗一时甚至超过羌人的威胁，但是只持续了较短的时期。唯独羌人从东汉之初直至汉朝末期始终叛服无常，几次深入侵犯帝国。而汉朝对羌人从未手软，很多名将都在西征中扬名立功，如皇甫规、张奂、段颎号称“凉州三明”，在汉朝对羌人最后的决战中各施方略，终于彻底解决了羌人对中国的威胁。
商代陕西、甘肃、晋西、豫西等黄河上中流域的先羌人群，主要是O2a2b1a1-M117/F8的下游支系Z25915（旧称CTS1642）、O2a2b1a2-F114/F2887、N1b2-M1819、C2a1b-F845为主，还有一些Q1a1a-M120，经常被用作人牲。注意的是，殷商王族C2a1a2-F1319是东部汉人基因，和仰韶文化及其古羌人C2a1b-F845分开了一万年，并不是所谓的盟友。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不少C2a1b-F845，曾经是古中原主角，但到先秦时期退出中原舞台，都南迁走了。
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尖底瓶
仰韶文化彩陶
仰韶文化大部分时间都是母系氏族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贫富分化，部落家族以女性为中心，土地、工具、住所等生产资料主要由氏族公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由于群婚或对偶婚等婚姻形式的存在，人们往往无法确定孩子的确切父亲，但母亲的身份是明确的，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男人以狩猎、捕鱼为主，猎物往往比女人种养的少。男性寿命很短，狩猎活动死亡率极高，基本上是女人养活全族的，男人最大的工作是保护部落。
黄土高原的形成，还是源于第四纪冰川时期大量黄土沉积，这些黄土疏松且易于风化、侵蚀，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黄土高原的气候条件也不利于农业生产，这里光照时间短、气候干旱，年降水量不足500毫米，且多集中在夏季的几个月。这样的气候条件使得农作物的生长受到严重限制，粮食产量低，农业经济落后。加之当地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黄土高原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全国的落后水平。
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天然植被大致是分成森林、草原及荒漠三个地带，由于这一时期农业民族从黄土高原上退出，让位于游牧民族，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出现了古羌农牧人群。羌人就是殷商对西部牧羊人的蔑称，对于华北平原农业文明构成严重的威胁，如同北方胡人那样，羌人曾经参加五胡乱华。
C2a1b-F845
O2a2b1a1-M117/F8的下游支系Z25915（旧称CTS1642）
O2a2b1a2-F114支系F2887
N1b2-M1819
上图所示，仰韶先民O2a2b1a1-M117/F8-Z25915、O2a2b1a2-F114/F2887、N1b2-M1819、C2a1b-F845集中分布于西部地区及其西南一带，显然就是古羌人后裔。
D1a1-F6251
D1a1-F6251分为华南人D1a1a-F849（也称为D1a1a-F901）和藏人D1a1b-M533（D1a1b-P99）两大支。D1a1b-M533（D1a1b-P99）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5000年以来世居人群，少量下游支系通过甘、青进入河西走廊，青海齐家文化遗址（距今约4100年）发现了D1a1-F6251支系PH4979，但是仰韶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由此可知，古藏人D1a1-F6251当初与商代黄河中游先羌人群没有交集，后来与西迁的羌人融合混合，以游牧为主，仍然被泛称为羌人。
从常染血统来看，绿色代表古东亚北方人（九千年前鲁北人群）， 蓝色代表古东亚南方人（古福建人），浅绿色代表古西伯利亚人，浅蓝色代表绳文人，橘黄色代表和平文化古人。五千年至三千年前，南亚古藏缅人常染是由绿色和浅蓝色、橘黄色混合的。
上图所示：藏缅各族的常染血统是由类和平文化人群成分（兰色）、类安达曼成分（绿色）和黄河各地新石器人群（不同颜色）混合的。四五千年之前，汉藏语系起源与传播，目前来看应该有一个自东向西传播过程。
（2020年7月5日）四川大学法医学研究所与其他机构联合发表《Peopling of Tibet Plateau and multiple waves of admixture of Tibetans》论文，明确指出：
Closer genetic connection between ancient-modern highland Tibetans and lowland island/coastal Neolithic northern East Asians was identified, reflecting the main ancestry of high-altitude Tibeto-Burman speakers originated from the ancestors of Houli/Yangshao/Longshan ancient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basin, consistent with the common North-China origin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dispersal pattern of millet farmers.
译文：发现古代现代高原藏族与东亚北部低地海岛/沿海新石器时代有着更为密切的遗传联系，反映了高原藏缅语系的主要祖先来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后李文化/仰韶/龙山古人的祖先，与汉藏语系共同的华北起源和粟农的分布格局相一致。
《Y-chromosome O3 Haplogroup Diversity in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Reveals Two Migration Routes into the Eastern Himalayas》：CTS1642在藏缅语族那么高频，尼泊尔最近的上树的一个M117支系也是CTS1642，这一支可能是率先扩张的F8下游，推算汉藏分离下限在3000年，应当标记青铜时代前后，自甘宁青地区延藏彝走廊向南方迁移的古羌人。
缅印边界的科尼亚克人（Nage，藏缅语族），是世界上最后一批纹身猎头者，父系主体O2a2b1a1-M117/CTS1642下游支系约占75%，有语言无文字。该部落约有23万人，生活在靠近缅甸边界的印度那加兰邦。这个部落居住在偏远的山顶村庄，经常使用有图案的身体纹身来庆祝主要的里程碑和成年仪式。
世界上一个奇特的部落-印度藏南的Apatani(阿帕塔尼人)部落，跟科尼亚克人一样，有语言无文字。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支，父系O-M117占82%。男性纹面主要在下巴，成一个“ T ”型。女子鼻子上插头，和云南的独龙族相似。
二、东夷族群的起源与现状
考古学文化一般以时代性较强的陶器为区分标准，如邹衡主张漳河下七垣文化即先商文化，郑光认为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即先商文化，张光直等坚信商人起源于豫东和山东的岳石文化。这些分歧表面是观点差异，主要反映世俗生活的陶器已经很难反映王朝统治者的族属。但大型城邑以及代表精神文化的因素更能反映统治者的族属。
考古界倾向于认为：殷商文明很可能有两个先商的源头：使用粗制灰色绳纹的日常烹饪陶器的被统治阶层可能来自豫北冀南的漳河流域，而使用夯土基址、城墙、铜器、文字等有财富和美术价值的宝贵物品的统治阶级，则可能来自东方的海岸地带。
商人自始祖契至上甲微时，主要活动于太行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地区，而商人起源地域也应该在此范围之内。
夷商联盟，在鲁西豫东建立商朝。靠近商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的豫东、鲁西南，古泗水流域今鲁中南、鲁南以及济南周围成为当时东方地区的中心，这里聚落分布密集，聚落和人口数量最多，应是商王朝在东方地区经略的重点，主要采取的是和平的融合的方式。商朝基本上是王位世袭制，从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到商后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自商王太戊之后，商王朝进入了因由内乱而导致的动荡阶段，经非正常途径夺取王位的商王仲丁对内将都邑迁往郑州商城西北20千米的小双桥遗址，有诸侯国反叛自然要出兵镇压，仲丁时期就击退了反叛的蓝夷。商王仲丁死后，因王位传承制度的混乱造成的连续的王位争夺，商代开始了长达百年的九世之乱，奴隶主贵族之间相互残杀，导致夷商关系恶化，诸侯叛离，同时加之黄河水患而造成的屡次迁都，商朝中衰。这一动乱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九世之乱”。盘庚迁殷后，不但结束了九世之乱，同时又得到了中兴，奠定了商朝最后二百年的繁荣。同时此时期是商代由二里岗时期向殷墟期过渡的重要时期。
没有青铜器，商朝就打不了天下；没有铜锡矿，商朝就没有青铜器。华北地区的铜锡矿并不丰富。商朝人的青铜器制作生产都集中在首都，一个地方的铜锡矿开采殆尽，就得搬家去寻找新的矿址，商朝人的首都也就只好这样迁来迁去，还向江淮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目的也是为了夺取今天安徽江西一带的铜矿。商族的起源与发展，与岳石文化关系密切，所以岳石先民从事青铜冶铸业，需要和商族密切合作，设法获得铜锡原料。
安徽淮河流域考古发现了不少的商代早期青铜器。通过对安徽江淮地区已发现的商代遗存进行分析，可初步把安徽江淮地区商代遗存分为二里岗上层期、中商期、殷墟期三个阶段。各期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商时期商文化对包括安徽江淮地区在内的南方仍有较强的影响力，夷商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晚商时期商文化在南方急剧收缩与商在南方缺少经营有关，中商期长达百年的九世之乱，奴隶主贵族之间相互残杀，导致夷商关系恶化，殷商国势日衰，人（夷）方趋于强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历史学家李亚农说：“夷方是殷末东方之一大强敌，地望当在今安徽桐城县境东南”。从铭文记载来看，在商朝末年，艅族、举族、来族、史族等众多氏族都参加了征伐人方的战事，可以说商纣王已经是倾其国力了，周人乘势崛起，入主中原推翻殷商。商代艅族（位于今江苏邳州、山东郯城一带）➡ 周代嬴姓徐国（江苏徐州）；商代举族（位于河南安阳、山东费县两地）西周中期以后逐渐消失了；商代来族（位于今山东半岛）➡ 周代莱子国（山东烟台威海）；商代史族（位于鲁东南）➡ 周代妫姓薛国（山东枣庄），请参看文章《甲骨文金文所见：殷商征伐人方》
殷墟甲骨文中的绝大多数材料是卜辞，即占卜记录，但包含鬼神、祭祀、战争、农业、田猎、天象、疾病、历法等丰富内容，涉及当时社会中王室、贵族、平民和奴隶等各个阶层。殷墟存在大量的五期征人方的卜辞。五期征夷方卜辞，不仅数量多，而且可以联系编排成表，反映了商王帝辛十祀征夷方的真实事件。在帝辛十五年、帝辛二十年，商王朝又分别对人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这两次征人方历时时间也较长，同样涉及了众多方国。
把卜辞中的一系列伐夷记录做一个列表，基本上就是一个“战役日记”
帝辛十祀伐人方的路线和日程图
在商朝征夷的所有战争中，商朝晚期帝乙、帝辛两代为规模最大，甲骨卜辞中记录其中一次伐夷长达200多天。伐夷成了商朝晚期关系到天下格局的大事件。商纣王腐败荒淫，不停地向东方诸国强征财物，频繁征伐西部羌方，东方诸国已经厌倦了商纣无休止的穷兵黩武，拒绝了商朝让他们参战的要求，东方诸族纷纷叛离商纣王，殷商国势日衰，夷人趋于强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商朝不得不从西边调兵，讨伐人方。 商卜辞中记载为“夷方”或“人方”，商末大兴征伐，劳师远征，使得商王朝国力大损，所谓“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夷方与商王朝交恶，两败俱伤，结果被西方的周国得了渔利。武王克商后，夷方归附周朝，被周王正式册封为诸侯，爵位为伯爵，从淮河一带迁至山东即墨一带建立夷国。
实际上，殷商甲骨文数万片没有发现任何夏朝记录，但夏人之说最早见于西周金文。由于考古证据不足，夏朝是否存在，一直在争议，还没有定论。假如夏人存在的话，和夷人同源，都是龙山文化的不同分支，只是争霸天下而已。夏人西迁，和羌戎杂居。姬周祖先不窋到古公亶父共十代均窜于戎狄之间，打着“有夏”的旗号入主中原，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性而以夏人自居，制造了四夷之说。
东夷是指姬周对于东方贏姓诸国及其殷商遗族反周势力的统称，主要是豫东鲁西淮河一带及其黄淮海平原，徐国是当时东夷最大的国家，赢得了周围36个诸国的拥戴，联合起兵伐周。看来，东夷并非互不隶属的分散体，而是政治联盟联合体，像中原姬姓诸侯国拥戴周王室、齐鲁尊王攘夷那样。
考古新发现：新砦期文化是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一座城邑（一说为早期夏文化，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是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向豫中地区迁移与当地王湾三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造律台文化本身是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而形成的。王湾三期文化主要来源于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共识的前提下，新砦文化和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也应为夏族群文化，三种文化属同一谱系。
历史传说似乎有神话色彩，与二里头文化相照应：尧舜禹建立黄河部落联盟，华夷一体，实行民主禅让制。禹曾选定东夷族的伯益做继承人。禹死后，夏启杀伯益，夺取王位，开启世袭专制的先河，禅让制度被父子继承的王位世袭制度所代替，于是东夷人强烈反对世袭制，这就导致夷夏分裂、夷夏争霸，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了奴隶社会。此后，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当东夷人大规模反抗夏朝的时期，起源于我国东方的商族乘机崛起，商汤联合东夷势力，在鸣条击败夏军，桀奔南巢。夏亡。可见，夏人与夷人均是龙山文化的不同分支，只是争霸天下而已。
文献中有“器以载礼”“器以藏礼”的记载，说明“礼”是通过某些实实在在的器物表现出来的。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较多的高等级器物，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关于礼制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礼制已经初步形成。但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从制度和器物层面已能见到礼制因素，中华礼制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萌生。夏商周三代大批出现的青铜礼器和生活器皿，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的陶器群里，都能找到它们的祖形，基本上继承大汶口文化礼器的造型风格。
在华夏的东方，也不断有文明或者文化被发掘出来，比如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区域大概在今天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到淮河流域一带，横跨山东、安徽、江苏，同时也是东夷部族的祖先。其实华夏与东夷有着共同的祖先，只是经济文化差别大，政治势力相对独立。
黄淮地区当时在广大区域内遗址分布集中，大型遗址起着中心聚落的作用，农业、手工业发达，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与早期国家诞生有密切关系，黄淮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东方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对大汶口遗址墓葬初次发掘中，随葬品与性别关系就明显表现出来，即男性主要以武器、工具等陪葬，女性以纺轮、骨针等陪葬。在大汶口文化中，专门用于祖先祭祀、占卜的涂朱龟壳、龟甲、象牙琮等“神器”主要发现在男性墓葬中，而女性墓葬则十分稀少或几乎没有。同时，在这些男性墓葬中，往往发现许多体现富有或权贵身份的随葬品。它表明当时拥有王权、军权的男性首领 ，基本为为氏族、部落权贵人物。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地区，极有可能是最早产生酋邦的区域。大汶口文化早期仍是简单酋邦，中期开始展开社会地位的竞争，并以复杂的礼器（玉器和黑陶）组合呈现。大汶口文化晚期，鲁南日照地区出现多个互相竞争的大型聚落，已经是复杂酋邦，并进一步发展到中原及其淮河流域，社会地位取决于财富和礼器数量分级，形成了最早的礼制。大汶口文化走向文明的模式不同于良渚文化的崇尚神权模式，而是崇尚军权-王权的模式。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按照社会进化论模式和王权-军权-神权模式，可以分类如下：
仰韶文化：典型的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母权模式
红山文化：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女巫神权模式
石家河文化：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原始酋邦，以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良渚文化：父系社会+高级酋邦，以男性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典型的父权制社会+高级酋邦+军权-王权模式
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山东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阶层秩序与礼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类分级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这种礼制秩序在后来为商代所采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高级酋邦是一种地域组织，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规模从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已很像早期国家。酋邦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的社会，贵族阶层通过生产资料和财富交换控制经济和劳力。象征、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标志着酋邦已进入文明的最早阶段，其物质表现为：（1）营造纪念性建筑。（2）贵族墓有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而且往往是舶来品，以显示他们对权力的拥有；（3）武力象征。酋长墓常随葬武器，以表现尊严和由武力主导的社会秩序。在酋邦社会，人的血统有等级，高贵和贫贱与生俱来。酋长不仅意味着出身高贵，也是神的化身，这一特殊身份有助于使其权力合法化。到了酋邦阶段，战争“是为了扩大政治经济，掠夺土地和劳动力”。因此酋邦可以占领一个大区域，统治许多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村落。古今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父高级酋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军权——王权的国家模式。
至今为止，那些研究机构已经检测到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大量古DNA，标本量特别大。理论上，测量次数越多，平均值越接近真值。根据考古DNA，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华北地区及其山东一带发现了很多N-M231，晚期开始出现了O-M175，南方新石器中期至末期出现了很多O-M175、但N-M231极为稀缺。已知K2a2b(NO)-M214有两大分支：N-M231与O-M175。黄淮海平原N-M231与O-M175共生共存，下游分支多样齐全，多样性极高，暗示NO-M214早期分化地点可能是中国东部，向周边地区扩张。不难看出，中原仰韶晚期古DNA基本上是O2a2b1-M134的下游分支，多样性低，比较单一，而大汶口古DNA有O2-M122的不同分支，包括O2a2b1-M134(M117、F114)、O2a2b2-N6（旧称AM01822）、O2a1a-F1876、O2a1b-IMS-JST002611，多样性非常高，暗示着：两万年前O2-M122最可能是起源于中国东部及其泰沂山脉南侧与淮河之间的一带，从东至西迁徙分化，然后向北方、南方逐渐扩散，比如齐家文化O2a2b1-M134、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墓主O2a2b1a1-M117、广西独山人O2a2a1a2a-M7支系F1275、福建溪头村遗址O2a1-L127.1，他们各自的单一支系多样性很低，由于远古人骨DNA片段不全，无法细分具体下游，故不能看作原始祖型。O2-M122在黄淮大平原上进行农业技术革命，诞生出很多不同的下游分支，实现农业人口大爆发，形成了城邦工业人口，但由于土地占有权、资源有限性和人口过剩问题，导致O2-M122内部竞争，下游分支远迁谋生，不停繁衍，最终覆盖了亚洲大部。简单地说：O2-M122祖地多样性高，下游分支远迁之处多样性低。
O2a2b1-M134/O2a2b1a-F450有两大分支：O2a2b1a1-M117与O2a2b1a2-F114(另称F444)。F114的下游支系O2a2b1a2a1-F46目前整体上在华南、西南和蒙古高原偏少，在山东、江苏、河北、山西、河南尤为集中，最大亮点是海岱地区，O2a2b1-M134分叉于内陆云南变得基本没有可能，再次证明O2a2b1a1-M117与均O2a2b1a2-F114是源自黄河下游O2a2b1a-F450突变分化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黄河下游平原经历了强烈的农业人口扩张，逐渐形成了现今汉族的主体成分之一。大汶口文化早期北阡遗址发现了O2a2b1a1-M117/F5，还有刘林遗址O2a2b1a2-F114，这是M134东部起源的重要证据。
基因有野生型和突变型。突变体迅速进化，占绝大数，而野生型越来越稀少，变成了珍贵的活化石标本，作为祖先起源的证据。同理，鲎、肺鱼、鳄鱼、鲨鱼起源于亿年前，体形性状至今几乎没有进化，就是罕见又珍贵的活化石。
F8占全国M117/M133（旧称为F5）的90%以上，共祖时间6930年，野生型（祖型根部，不含下游分支）以鲁苏浙为最多，从东至西逐渐减少。F8的兄弟支系Z39974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但在西北和南方极为稀缺。所以，关于F8起源于中原及其西部的推测，缺乏充分的证据。
形成时间和爆发时间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举例说明一下，比如F8的一级分支O-F14689的形成时间7010年，再看多级分支，发现94%的用户人数集中在O-A9457（形成时间5960年）和O-M1732（形成时间5890年），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爆发时间。不只看野生型（不含下游支系）分布情况，还要看突变型多样性，进行综合分析，可以推测其起源地。综合分析，F8野生型集中分布于中国东部，F8下游突变型多样性以中国东部为最，F8的兄弟支系Z39974主要分布在黄淮平原，推测O2a2b1a1-M117起源于中国东部而向中原及其西部迁徙分化。
从起源上来讲，父系（Y染色体）或者母系（线粒体）是原生常染的携带者，如果人口数量上或比例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他们自带的血统得以迅速扩散，主导着群体的种族特征。常染是群体的共同血统，比单倍群(Y染色体、线粒体)更好地反映出民族属性。外来个体融入群体并混血几代，最终就彻底被同化了，成不了大气候。
四万年前，父系K2a2走东亚沿海而到达黄河长江之间的一带后诞生出NO-M214，形成了古东欧亚人群。两万年前，古东欧亚人群又分为东亚北方人群、东亚南方人群。一万年前，东亚北方人群又分为东亚北方沿海人群、东亚北方内陆人群（也称为黄河流域内陆人群），具有很近的遗传关系，只是轻微差别。不难看出，早期东亚北方人群显然起源于中国东部及其黄淮海平原，从东至西扩散分化，诞生出东亚北方沿海人群、黄河流域内陆人群。
国外论文研究认为：黄河血统——与黄河流域人群相关的血统，迄今为止采集到的最古老的个体是来自山东黄河下游的扁扁洞古人，已有 9500 年历史。与该血统相关的人群对当今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细分起来，东亚北方人群有东亚北方沿海人群、黄河流域内陆人群（另称为东亚北方内陆人群），两者具有很近的遗传关系。
E11常染标杆是最适合东亚族群的第三方常染计算器，也是最佳的统一尺度，可以避免不同的学者自己设置的不同标杆导致认识混乱。从E11常染来看，黄河上中流域人群的彝族成分略高，而黄河下游人群日本成分略高，但两者共同的最大份额是华东成分，显然源自黄淮平原农业人群，从东至西扩散分化。
山东本来有两种不同的来源，后李文化只分布于鲁北，常染属于东亚北方沿海人群，以8000年前的博山古人为代表。北辛文化主要分布于鲁南，发展出大汶口文化，属于东亚北方内陆人群（也称为黄河流域内陆人群），以大汶口文化西夏侯人群为代表。两者晚期融合，但西夏侯常染占主流，最终成为现代山东人乃至北方汉族的血统主体。
通过系统分析发现，北方汉族、山东/山西/河南汉族的常染血统，可拟为85-90%的西夏侯遗传成分和10-15%的亮岛2成分的混合，清楚表明中原地区的“龙山化”过程实则为“大汶口化”过程。
在东夷部落中，曾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认为东夷人的祖先是一只大鸟，他们都是卵生的，因此，这些人都以大鸟作为自己的图腾。商族始祖之母简狄为有嫆氏女，相传她吞鸟卵“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商族又源于山东。《史记·秦本记》中记载：“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可见，不仅商人的祖先和玄鸟有关，就连秦人的祖先也与玄鸟有关。故此而言，大汶口文化女人口含陶球，应该是以陶球类比鸟卵，期望自己多多生育。毕竟在当时的社会之中，人口劳动力的数量，决定着生产资料的多寡，也令种族延续得以继续繁荣昌盛。口含陶球的风俗，很可能是当时贵族阶级的一种象征。众所周知，人口中含物时，往往会两腮突出，显得脸部更加饱满圆润。恰恰是这一点，也能显示出个人的富态，自然而然的，它也就成为了区分平民与贵族的重要标志。
鲁北大汶口文化焦家遗址C2b1a2a-F1319两例和傅家遗址两例、五村遗址一例，与商王族和西晋皇帝C-F1319属同一谱系，充分说明大汶口文化王族血脉延绵、代有人杰。
现代北方汉族与殷墟商人群古DNA一脉相承，而姬周人群常染血统的复杂性，与北方汉族有一定的差异性。北汉常染不可能是一次混血的，而是需数百年乃至千年才融合形成的。考古DNA表明，北汉常染的起源与形成，实际上始于龙山文化，形成于商代，定型于汉代。
东夷嬴姓族群大批西迁分多次，第一次是为商王开边守土迁徙冀晋，第二次为周王戍守西北陕甘边陲，分成赵国、秦国等两个嬴姓集团。他们的父系基因，属于鲁南大汶口文化002611支系F325。
鲁南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遗址清一色都是O2-M122，西夏侯遗址发现了O2a1-L127.1两大分支：O2a1a-F1876与O2a1b-JST002611，胶东三里河遗址也发现了002611，泰安大汶口遗址O2a2b2-AM01822。可见，鲁南大汶口文化O2-M122的下游分支多样性居于全国之最，可以证明O2-M122起源于中国东部，从东至西迁徙分化。而鲁北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主要是N1b1-CTS582，还有一些C2b1a2a-F1319。显然，大汶口文化起源于鲁南苏北，向鲁北胶东及其豫东扩张，与N-CTS582、C-F1319等鲁北土著人群交流融合，形成了广泛联盟。C2b1a2a-F1319在全国男性中占3%左右，在北方汉族中占11%以上，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集中，就是严实所说的汉族五大祖先之一。其下游有一个明星支系C-F10036，这支被认为是商王家族的第一候选，孔氏家族也在其下。也就是大汶口文化后裔。
大汶口文化王者后裔，盛产帝王级人物和武将。比如：商王族和西晋皇帝C2b1a2a-F1319、嬴秦王族及其始皇O2a1b1a-F11、朱元璋家族O2a2b2-AM01822。
大汶口文化鲁北C2b1a2-F1319与鲁南002611支系F325自古是种联盟关系，来源出处也是一起的，因为夷商同源联盟，在鲁西豫东建立商朝，东夷嬴姓O-F238与商族子姓C-F10036具有密切的政治联姻关系。东方嬴姓族群大批西迁分多次，第一次为商王开边守土迁徙冀晋，第二次为周王戍守西北陕甘边陲，分成赵国、秦国。秦国灭六国且统一中国，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了统一文字，被誉为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举措。
不只看祖型根部（不含下游支系）分布情况，还要看支系多样性，进行综合分析，可以推测其起源地。最近，西夏侯遗址发现了O-L127.1两大分支：O-F1876与O-JST002611。不难看出，002611诸根系多样性富集于鲁南及其淮河一带，爆发之源以泰山为中心。自从大汶口文化勃兴，002611的下游支系F11便似疾驰之战车，向中原及其南北地区强势扩张，最终成为汉族的父系主体之一。
各类常染计算器有不同的算法，只是相对的参考标杆，没有绝对性，由于样本数量、采集地域不同，得出来的结果不尽相同。其中，G25计算器收集了大量古DNA数据，重构各省汉族的祖源混合模式，如图所示：
CHN_Boshan_N——新石器早期博山人群
CHN_Qihe-N——新石器早期福建奇和人群
CHN_Upper_Yellow_River-LN——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
CHN_Western_Liao_River_MN——西辽河新石器中期
CHN_Yellow_River_MN——黄河流域新石器中期，即中原仰韶人或者鲁南大汶口人
JPN_Jomon——日本绳文人
Lao_Hoabinhian——老挝和平文化古人
RUS_Devils_Gate_Cave_N——俄罗斯远东地区新石器早期鬼门洞古人
各省汉族/亚洲各族的血统成分，可拟为这些古代人群的混和模式，结果如下：
山东汉族：45%黄河内陆古人，40.9%博山古人，14.1%奇和古人
山西汉族：56.7%黄河内陆古人，25.6%博山古人，17.7%奇和古人
河南汉族：50.5黄河内陆古人，37.6%博山古人，11.9%奇和古人
四川汉族：60.9%黄河内陆古人，4.4%博山古人，34.7%奇和古人
江苏汉族：55.2%黄河内陆古人，28.2%博山古人，16.6%奇和古人
上海汉族：49.5%黄河内陆古人，34.1%博山古人，16.4%奇和古人
浙江汉族：69.7%黄河内陆古人，10.2%博山古人，20.1%奇和古人
福建汉族：37.1%黄河内陆古人，28.4%博山古人，34.5%奇和古人
湖北汉族：33.9%黄河内陆古人，36.4%博山古人，29.7%奇和古人
广东汉族：33.9%黄河内陆古人，8.9%博山古人，57.2%奇和古人
韩国人：28.5%黄河内陆古人，63.6%博山古人，6.1%奇和古人，1.8%绳文人
日本人：0%黄河内陆古人，78%博山古人，0%奇和古人，22%绳文人
西藏拉萨人：25.4%黄河内陆古人，61.6黄河上游古人，0%博山古人，4.5%奇和古人
壮族：24,9%黄河内陆古人，0%博山古人，75.1%奇和古人
印度尼西亚爪哇人：0%黄河内陆古人，0%博山古人，100%奇和古人
马来人：0%黄河内陆古人，0%博山古人，100%奇和古人
正如计算器所呈现的汉族民系，无一例外地都带有大量的黄河内陆古人成分，而且是主源。除此之外，鲁北博山古人、福建奇和古人，对部分汉族民系的形成也有大量遗传贡献，福建奇和古人主要存在于岭南和东南亚，鲁北博山古人主要存在于山东周边和东北亚（日本、韩国、锡伯），都是很好地保存了自己血统的族群。
《后汉书》中把今天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辽东半岛更北边生活的部落或者民族也称为东夷，这与秦之前的东夷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比如高句丽、夫余、倭国等等，这些国家就成为今天的朝鲜、韩国与日本，曾经深受儒家文明的影响，融入汉字文化圈。从分子人类学来看，现代日韩的常染血统接近北方汉族，具有密切的祖源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古DNA解析东亚南北方人群的迁徙与演化历史》
福建新石器早期-奇和洞人的常染基因，纯属原始南方人群，但是台湾土著的常染血统比南方新石器早中期、汉本遗址（台湾铁器时代）南移得多，接近东南亚马来人。
与台湾土著相反，南方汉族比南方新石器早中期北移得多，更接近北汉，这是古代北方汉族人民不断南下并与南方土著民族相融合的结果，其实东亚北方人成分占比大，导致南汉血统与北汉的遗传关系密切，更远离南方新石器人群。新石器时代至近代东亚北方人对于南汉的基因贡献远高于新石器时代南方古人对北汉的基因影响，两者之比约8 : 2。这一检测结果，基本符合魏晋南北朝的大量北人南迁史实。
黑龙江古人的常染基因，纯属鬼门洞-通古斯人群，但与东北汉族的遗传距离很大。可见，东北汉族基本上是近代闯关东后裔，彻底取代了东北亚原住民。
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远古日韩人常染是古东北亚类鬼门洞古人与土著绳文人混合的，与新石器早期（九千年前）古山东人并不聚类。箕子朝鲜是周武王灭商之后帝辛（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的政权，古韩人常染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接近古山东人，与北汉血统类聚，彻底取代了古东北土著。韩国Y染色体O2-M122高达50%，所携带的黄河血统成分占比很大，比较接近北方汉族。古坟人可能起源于箕子朝鲜，深受古代韩国移民的基因影响，最终成为现代日本人血统的主体，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古日韩语，引进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古今东北人在体质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上呈现巨大断裂层。古今东北人的常染更换过程，与古今日韩人同属一个性质，可以说是古山东移民的扩张结果。
从上面的遗传距离图及其常染构成看出，河南仰韶、内蒙古仰韶（庙子沟）、陕西仰韶、齐家等黄河上中游新石器组，介于大汶口文化组与尼泊尔古人之间，又接近藏缅语系，偏居一隅，显然就是藏缅语系的奠基者和传播者。大汶口文化各组、海岱龙山文化等东部族群，介于鲁北新石器早期人群与中原龙山之间，又接近山东汉族及其北方汉族，明显就是原始汉语的奠基者。
Wegene的地级行政区平均常染祖源的PCA图：徐州、宿州、淮北、宿迁、连云港、豫东和山东，关系都是很近的，祖先是同一群人，即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后裔，北汉常染比列居于全国之最，显然就是汉语系的奠基者人群。
夷、蛮、戎、狄等四夷之说是以姬周为本位划分的，滋生了夷夏之辨、炎黄神话，实际上与新石器时代根本无关。数万片甲骨文中记载着很多有关方国、封国名称、对内对外征战的资料，其中伐羌的记录最多，但没有发现任何夏朝记录。但夏人之说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周朝入主中原后，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性而以夏人自居，制造了四夷之说。由于考古证据不足，夏朝是否存在，一直在争议，还没有定论。假如夏人存在的话，和夷人同源，都是龙山文化的不同分支，只是争霸天下而已。夏人西迁，和羌戎杂居。姬周祖先不窋到古公亶父共十代均窜于戎狄之间，迁居于西邑旧地，全面接受夏文化，极力宣扬一个与自己间隔了600年之久的前朝，并以“有夏”自居入主中原，分封了姬姓诸侯国，统称诸夏。东方非姬姓诸国虽是出自于商代，由于归顺周王室而获得封爵，统称诸华。华夏一词最早出于西周，《尚书.武成》文中：“一戎衣，天下大定”，称商为“戎”以区别“华夏”。其实商周不是一个统一王朝，只能算是松散的联盟，类似现代欧共体和东盟，但战国分裂混战数百年。东方嬴姓族群大批西迁分多次，第一次是为商王开边守土迁徙冀晋，第二次为周王戍守西北陕甘边陲，分成赵国、秦国。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战国时代长期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还将华夏从地理概念提升为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国家，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
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与秦朝相比存在显著的差异。殷商方国联盟制和西周分封制，使得王室的控制力非常减弱，诸侯国之间相互独立，甚至时常发生战争。因此，尽管夏商周有统一的国家象征和文化认同，但在政治、文化结构上并未实现实质性的统一。
秦始皇则采用了郡县制，废除了分封制，通过设立郡县，派遣官员直接管理地方，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秦始皇还统一了度量衡、货币、书写文字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和整合能力，实现了政治文化上的真正大一统。
总之，夷夏商是同源异流，实为龙山文化的不同分支，起源于黄河下游，得中原得天下平台配资炒股，并不是说起兵中原，而是为了全国统一开拓国力和政治需要选择在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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